“看了这篇文章，你就知道，常书鸿老师对我影响很大，接触他，一生他表扬了我四次，给过我四次肯定和鼓励。第一次是我1936年考进国立美术艺专，他那时候是教我素描教授。当时我的素描画的不错，因为小学的时候是李剑晨教的，师范的时候又教我，我什么都学：素描，水彩，油画，国画..都学了，所以素描还是很有底子的。到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时候，那时候考北平艺专还不是很容易，全国就三所美术高等院校，一个是北平艺专，一个是杭州艺专，一个是中央大学美术系。考北平艺专是一百多个人取一个，我考上了。当时常书鸿老师教我们素描，他跟同学们说：‘我不在的时候可以请教龚祥礼。’(我原名)这是他第一次表扬我。七七事变以后，北平艺专迁到江西庐山，学校国画教授一个都没去，常书鸿、王临乙、吕斯白等西画教授去了，我是国画系的，就随着西画系去上课。因此有了画裸体的机会。裸体有少女、少妇、老人、儿童，我画了几十幅，都画的很不错，当时王临乙老师和常书鸿老师都夸我裸体画的不错，这第二次表扬我。后来学校奉教育部命令，跟杭州艺专合并，迁到湖南沅陵，合并以后，潘天寿教我，后来闹了一次学潮，我辗转到昆明毕业，是国立艺专合并第二届学生，第一届在沅陵，秦苓云他们比我早。所以那时候底子就很好很扎实。毕业了之后，当时学校有个李朴园教授教戏剧，在国立艺专的时候排演《茶花女》，演茶花女的叫张权，后来解放以后到了总政，女高音，唱的特别好，周总理还接见过她。她的朋友莫桂新演阿芒，他们两个都演的特别好，我演的是阿芒的弟弟。其他的女同学演了几个角色。当时拍的照片我还保存了几十年，后来丢了。1940年，李朴园奉教育部命令组建第四剧队，组织巡回演出，演唱抗日戏剧和抗日歌曲，宣传抗日。他当队长，委派我当副队长，几个指导员和各组组长都是我们艺专同学。组织这个班在重庆集合，当时没见陈立夫，只见到了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顾毓秀。他后来从美国回到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。41年我随这个剧队到了西安以后，李朴园就临时离开了，教育部就委派我代理这个队长，然后沿着陇海路向西巡回演出，范围在陕、甘、宁、青四省。当时我领着这个剧队，几天一个县，当时的生活是既紧张又劳累，到一个县的时候就找一些破庙或者闲教室住下，让队员打扫房间，晚上跳蚤咬的睡不着，第二天还照样演出，整天风吹日晒。有一次坐着牛车走到一坐大山上，风雪之夜，路很难走，到了山上遇到一个小店，就两三间房，只好停下来。女队员一个房间，男队员一个房间，一二十个队员挤在一个房间，我们就住在一个磨房里，磨房是露天的，就一个棚子。你看我们当时的抗日热情多高啊。
    “到了兰州，我还主演了四幕话剧，剧目叫《上海之春》，是说一个学徒和资本家斗争的故事。后来李朴园队长就回队了,他把几个思想进步的队员开除了，我和指导员马基光（我的初中和艺专同班同学）很气愤，就辞职不干了，我们开个广告社维持生活。后来在兰州街上很意外地碰到教我素描的常书鸿教授，他奉教育部命令筹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在兰州筹备。他一看到我非常高兴，说怎么在这见面了。他问我在哪工作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去工作，我一听，一是跟着老师，二是研究敦煌艺术，自己本行，就立即答应了，然后在兰州开始筹备。到了第二年，也就是43年春天，当时有筹备主任国民党陕甘宁的监察使高一涵，筹备副主任常书鸿、我、一个会计、还有一个小学教员、还有一个司机，一共六个人，就到敦煌莫高窟去了，走了好长时间，还骑过骆驼，很不容易的。
    “到了敦煌莫高窟，当时那里很荒凉，没有一个人。很多石窟都被沙子埋没了。石窟那里有一个九层大佛殿，佛殿对面有两个小庙，靠南边那个庙，张大千就住在那。当时他带了两个徒弟、老婆、厨子、老妈子、还有两个喇嘛，在那里临摹壁画。我们去了就占了北边的那个小庙，一边调查，一边临摹。临摹难度很大，因为壁画都褪色了。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壁画，菩萨端坐着，下边是莲池，身上披着蓝纱，蓝纱下的衣纹和花都很复杂，要原色原大的临摹，难度很大，我完成后，常老师说我临摹的真好。这是第三次表扬我。
    “那里生活非常艰苦，没有井，就喝门前小溪里的水，又苦又涩；冬天也没有菜，就一些葱头。常老师是南方人，但是这里没大米，也照样过了。他都能忍受住，我忍受不住？那时候是出于对敦煌艺术的崇拜和热爱，什么苦都能够忍受。   可是经过一冬天，洞里面太大太黑也没有灯，最初去都是一手端着油灯照着临摹的，后来买了汽灯才看清了。就是因为那里生活太艰苦了，又累又 吃不好，我大学时得的肺病又复发了，经常大口大口吐血，不能再工作了，常老师就送我到兰州去治病。几个月病治好了，医生说你不能再去敦煌了，再去命都保不住了。这样我只好离开了我尊敬的常书鸿老师和我热爱的敦煌艺术。于是我就给我的老师重庆国立艺专的校长潘天寿写了一封信，他收到信后就说你来吧，我就去了，聘请我为讲师。
    “抗战胜利后,国立艺专原系北平和杭州两校合并，还要复原，就选出两校接收委员，当时选王临乙、李朴园教授和我去接收北平艺专，选潘天寿校长，吴莩之教授和高冠华讲师接收杭州艺专。把接收人员名单报到教育部，只等批准后就去接收了。可是机遇不佳，当时高等教育司长换了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，这样就派徐悲鸿去接受北平艺专了。而王临乙教授很器重我，他与徐悲鸿关系很好，说徐先生还欢迎我去，我仔细考虑一番不愿去了，一是徐先生任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好多年，培养了好多人才，都用不完，二是抗战八年，与家人失去联系，才知道家里情况，父亲又有病，一家人因为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困难，我不得不回家。后来林风眠教授知道我谢绝了徐悲鸿的邀请，要回禹县，当时禹县县长侯慕彝是当年他任杭州艺专校长时的秘书，也是广东人。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交给我说：‘你见到侯县长就把信交给他，他会安排你的一切。’我看信后很受感动，内心里太感谢林老师了。回到禹县后，候慕彝县长安排我到神后陶瓷职业学校，去把这个学校恢复起来。我到这个学校一看，一个破烂摊子，还得建校还要聘请教员，我想我没这个，能力就谢绝了。后来我到了省立禹中，也在禹县，当了美术教员，干了一年，48年就解放了。后来我有一个老师谢瑞介在河南省艺校当校长，我就调到了省艺术学校，干了不到一年，党报郑州日报到艺校聘请编辑就选上我了，一是因为我年轻，二是西洋画和国画都能画，我思想也比较进步，愿意到郑州日报来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忙的不得了。当时担任美术摄影组组长，那时候总编下面就是组长，每天开编前会，发什么稿子，得准备一个礼拜的稿子。我担任组长，还得写评论，介绍名画。后来改晚报更忙，那时候我既画速写又配合记者出去采访，画插图，画题头，经常写美术字。那时候生活很艰苦，没什么待遇。每月生活得靠借互助金。我从50年到70年借了20年的互助金过日子，互助金一借过来就什么都不想了，生活也有保证了。
    1978年到文联美协当主席，很少有时间搞创作，耽误五十多年，山水画我都画的很少。有几幅我在报社画的很有纪念意义的画，（拿出一本画册）这是我在公社化运动时画的“春”、“夏”、“秋”、“冬”，春天这幅画可以看到上山下乡，这些桃花代表春天，旁边一个水库。夏天这幅是园田画，郑州的柿树，还有暖房，这都是六几年的生活；秋天的是农民赛诗会，丰收以后农民一个社队几十个人，三个姑娘在朗诵诗，庆祝丰收，有梯田、有水库、还有灯泡电灯，口号广积粮；冬天这幅是土地改造，愚公移山。这四幅是很有意义的，我现在还保存着呢。另外这些都是当时画的作品，一幅是58年大炼钢铁时画的画，这幅画的是红旗渠，这些画都跟当时的政策和形势有关。这幅“秋江巴山”人民日报刊登过。我有一幅焦裕禄插图，去年在古玩城发现，当时一个收藏家，我们认识，后来他给我说的。他说当时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没有买，第二天就没有了，让荥阳一个干部买走了，他又追到荥阳，说我已经定过了，死缠活缠，最后买了回来。当时，有个朋友，他是个师级干部，他有个朋友认识焦裕录的儿子焦跃进，当兰考县县长，他说这幅画给我吧，我送给焦跃进。后来还有个河南日报记者也知道这回事了，他认识焦跃进，跟他说，郑州晚报龚柯画了你父亲的插图，焦跃进说我一定要找到，好好保存。我在报社20多年画了多年速写和插图，出一本书也出不完，原稿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报纸上能够查到。  

    “ 后来我到了文联二十多年，那时候也没有时间搞创作，真正开始开始画画是在65岁以后，画了四五年以后，家里又有病人，又耽误了十来年。真正画画是从89年开始,画了十来年，如果不是底子厚，我的画就拾不起来了。
     “常书鸿老师第四次表扬我，是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的北平艺专校友会画展，齐白石、王雪涛、张大千、黄宾虹，还有我老师常书鸿、王临乙好多名家大师都参加了，包括徐悲鸿。我参展了三幅国画作品，都被常老师看到了，他来信表扬我说：你和秦岭云（现在还活着，比我大两岁）是历届同学中最出色的。

    “李剑晨老师已经去世三年了，从他95岁开始每次生日我都去看他。文化大革命时失去了联系，那时谁也不敢联系。文革后他在南京工学院，我去看他，晚上给我煮了一锅元宵，象征着团圆。
    文革时我也受到冲击，被抄家两次，戴高帽一次，游街一次。怀疑我是潜伏的陈立夫派的特务，那时候我正和谢瑞阶老师在人民会堂搞创作，文化革命就开始了，从那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。但文革时反右没有反到我，因为我思想是比较进步的。在上北平艺专时，当时发生了“双十二”事变，第二天，北平地下党组织了学生运动，北京市的大学生集中在景山，要求政府抗日，我也参加了这个学生运动。后来在大街上被国民党军队用水龙头给冲散了，学生都自动到景山集合，国民党军队就把景山大门一关，门口支着机枪。当时这我都不知道，后来地下党同学告诉我的。

   “我是郑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，后来反右派时市委宣传部摆了一个长桌子，几十个委员围坐在长桌边向党交心，我说，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，思想比较落后，这次党报郑州日报向艺校选聘美术编辑，我非常愿意来，这样我就有了机会靠近党，争取早日把思想改造好，早日成为共产党员。这段话第二天就登到报纸上了，当时报社40多个人，十个人打成右派，合四个人出一个，都没有打上我，就因为我思想比较进步。
     “我现在很满足，2002年郑州市评选十大寿星我被评为十大寿星之一。当时两三万人报名，从中选出999名健康老人，再评选十大寿星，我是十大寿星之一，是最小的一个，一百岁以上是4个，90岁以上是5个，我当时是88岁。报纸上登的寿星照片下我写了16个字：‘胸怀宽广，心底无私，与人为善，知足常乐’。我一生做了许多善事，海啸的时候我捐了一幅大画，中国慈善总会我也捐了很多作品，省、市、区办赈灾活动，我都参加，捐了很多画。前年我90岁生日时，我把装裱好的几幅画捐给了郑州市残联，后来他们聘请我为残联画院院长。我在晚报20多年，老同事40多个人，都离退休了。去年我91岁了，他们都不好意思要画，我想我有这门手艺，就画了43幅，每人送他们一幅作为纪念。
   “现在的眼睛不好使了，身体还行，活一百岁没问题.我老师李剑晨103岁思维还很敏捷。他是内黄人，安阳电视台给他拍了一个全集，12集,他对答如流，他就在那年冬天去世了。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从小学、初中、师范、都教我，后来留学到英国，他被称为中国水彩画之父，开山大师。江苏省为他建立了‘李剑晨艺术馆’。我经常怀念他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下面请大家随我们的镜头一起   走近著名山水画大师-----龚柯先生